焦慮、抑郁、自卑、孤獨、職業倦怠……這些負面情緒和心理問題困擾著很多人，聽力殘疾人也概莫能外。當前社會上已經有了許多心理支持和心理援助平臺，健聽人可以較為便利地得到專業人士的幫助，而聽力殘疾人在處于心理危機、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卻往往因為溝通障礙而陷入無助、痛苦的境地。

心理咨詢是語言撫慰的重要方式，心理危機干預是應急語言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聽力殘疾人的需求，促進心理咨詢專業人員和聽力殘疾來訪者之間的順暢溝通，本期邀請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鄭璇，格置勤思醫生集團兩位青年心理咨詢師高羽燁（聾人）、陳婕君解答相關問題。

文丨高羽燁 陳婕君 鄭璇

聽力殘疾會帶來哪些心理發展挑戰？

答：美國的一項醫學研究發現，聽力殘疾人罹患心理健康問題的比例約為健聽人的兩倍。由聽力殘疾造成的溝通障礙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社會性學習，給心理健康和心理發展帶來了挑戰。例如，很多聽力殘疾兒童或嬰幼兒出生在聽力健全的家庭，其照顧者并沒有做好相應的心理準備和養育準備，在嬰幼兒和兒童心理及人格發展的關鍵期難以給予足夠的支持，從而為后期的發展困難埋下伏筆。健聽嬰幼兒通過聽覺、視覺、觸覺等多種感官通道來觀察照顧者的言語和行為，由此建立依戀關系，學習處理問題，發展社交能力，但聽力殘疾嬰幼兒僅僅能通過視覺來觀察其照顧者的行為，遠遠落后于健聽嬰幼兒的習得速度，思維發展相對滯后。如果聽力殘疾嬰幼兒難以被其照顧者理解，表達和反饋的通路受阻，則容易帶來一系列發展性創傷或心智發育遲緩。

和同齡健聽人相比，一些聽力殘疾人的童年成長經歷坎坷得多。他們從小處于溝通受限的環境，努力適應依賴聽覺和語言的社會造成的額外心理消耗，但常常得不到他人理解和社會包容，訴求長期得不到表達，情緒長期得不到疏解。聽力殘疾兒童在被孤立、霸凌、虐待后，往往比健聽兒童更難表達社交和情感需求，更難獲得注意和幫助。如果引導和干預不及時，負面情緒積累越來越多，他們可能選擇沉默、忍讓、妥協、暴力等消極方式來應對問題或逃避問題，長此以往，容易發展為適應性障礙、焦慮、抑郁等，影響成年后的社交方式和生活心態。因此，聽力殘疾群體是非常需要心理干預和援助的。

聽力殘疾人在接受心理健康服務時

會遇到哪些困境？

答：我國大約有2700萬聽力殘疾人，他們的聽力損失程度各有差異，溝通方式也極為多元。一些聽力殘疾人能夠通過助聽器、人工耳蝸等輔助聽力設備來獲取聽覺信息，但這些輔助設備存在局限性，存在聽得見但聽不清、聽不懂的現象，影響完整信息的獲取。還有一些聽力殘疾人則通過讀唇、手語、文字、圖片等視覺方式來獲得信息，他們的心理健康也亟需關注。然而，當前全國各地心理支持和心理援助的平臺基本都是建立在常規口語溝通的基礎上，較少意識到聽力殘疾群體的獨特溝通需求。和健聽人相比，多數聽力殘疾人在獲得心理健康服務的渠道和方式上存在困難，相關的聽力殘疾心理支持資源極為匱乏。這也導致聽力殘疾人在接受心理健康服務時存在諸多困難。

溝通存在障礙。不同聽損程度的聽力殘疾人都有適合自己的溝通方式和獲取信息的途徑，包括口語、手語、唇語、助聽器、人工耳蝸、文字、態勢語、表情、圖像等。但目前我國心理咨詢基本以口語為主。一些聽力殘疾人通過助聽器和人工耳蝸來傾聽外界，但仍然無法確保獲取完整的信息；另一些聽力殘疾人通過唇讀來獲取信息，但準確率僅為40%~50%。新冠疫情中，人們普遍佩戴口罩，讓以溝通為主要手段的心理咨詢和診斷中的交流困難更加凸顯，心理咨詢師難以準確地對聽力殘疾來訪者進行問詢、診斷和干預。此外，相當一部分聽力殘疾人通過手語獲取信息，但目前我國熟悉手語的心理咨詢師極少。

評估工具不合理。在一些問卷調查中可能會涉及與聽力相關的問題，比如幻聽、耳鳴等，而部分聽力殘疾人無法回答類似問題，由此影響問卷結果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在心理咨詢中的日常提問部分，時間細節非常重要。例如“在過去一年里，您是否遇到過一個月或更長時間的睡眠困難”或者“六個月或更長時間”，這類概念很難用手語來準確描述，像“感覺很緊張”這樣的短語也是如此。如果心理咨詢師不熟悉手語、聾人文化或聽力殘疾人的生活習慣，就無法建立和聽力殘疾來訪者的有效溝通和信任關系。還有許多聽力殘疾人對書面語言理解水平有限，在填寫問卷時可能會出現不確定如何回答的情況，需要專業人士提供手語講解，來確保問卷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無障礙支持缺位。當前，我國針對肢體殘疾人、老年人的無障礙支持不斷完善，但針對聽力殘疾群體的專業意識和專業標準普遍處于缺失狀態。絕大多數心理咨詢師是健聽人，對手語、聾人文化和聽力殘疾知識并不熟悉。例如，有些聽力殘疾人會通過敲打地板或者肢體接觸的方式來引起注意。雖然這些行為在健聽人看來顯得無禮和粗魯，但實際上在聾人社群中是非常普遍的。又如，在溝通過程中，許多聽力殘疾來訪者習慣于持續保持眼神接觸，如果心理咨詢師在溝通過程中沒有看著他們，來訪者可能會誤解為咨詢師沒有認真傾聽自己的表達。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精神科臨床醫生經常把手語表達速度過快或表情過于夸張認定為聾人的精神疾病癥狀，而沒有意識到手語表達的速度實際上是在表現情緒變化，因此往往導致聽力殘疾人遭遇誤診。此外，不恰當的詞語使用和行為，也會讓聽力殘疾來訪者感覺到冒犯或不受重視。例如，未經詢問先入為主地將聽力殘疾來訪者稱為“聾啞”，或者使用其他不恰當的身份措辭，刻意夸張口型說話或在聽力殘疾來訪者耳朵旁邊大聲喊叫等。了解和學習無障礙知識、聾人文化和聽力殘疾知識有助于進一步建立積極的咨詢關系。

心理咨詢師在為聽力殘疾人提供專業服務時

會遇到哪些挑戰？

答：認為聽力殘疾人自卑、脆弱、遲鈍的信念長期以來一直主導著我們的社會意識。這些刻板印象在社會的許多領域長期存在并產生負面影響。

美國一項研究發現，許多聽力殘疾人由于無法和咨詢師有效溝通，從而害怕自己被誤診。一位聾人說：“即使我只是在心理咨詢機構的咨詢臺問路，他們也可能因為和我溝通不暢而錯誤地把我的行為判斷為可疑……我不想去那種地方，即使只是去參觀！”這項研究還指出，許多咨詢師錯誤地認為自己的溝通水平足以實現和聾人的無障礙溝通。但實際上，他們通常以外觀上的觀察結論作為診斷依據，并沒有真正了解其癥狀和綜合其他信息來進行判斷。因此，聽力殘疾群體中常見的表達方式可能會被誤讀。例如，聾人習慣在需要獲得注意的時候捶地、拍他人的肩膀或手臂，這些肢體接觸或肢體表達容易被誤讀為攻擊性行為或者沖動控制困難、情緒調節困難等。此外，聾人使用手語時通常配以夸張生動的表情，而咨詢師對這種表情并不適應。如對雙相情感障礙的診斷，聾人使用手語時的常規表現很可能在咨詢師看來過于激動和奔放。

除此之外，傳統診斷標準中，有許多條款依賴語言行為進行也容易造成誤診。《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診斷標準中有多條描述涉及到語言表達方式。例如“比平時更健談或者有持續講話的壓力感”“呆滯少言”等，這些必須由有聽力殘疾社群工作經歷的咨詢師根據自身經驗作出判斷和診療。

心理咨詢師接待聽力殘疾來訪者之前

需要做什么準備？

答：在接待聽力殘疾來訪者之前，心理咨詢師需要了解一些事實。

每位聽力殘疾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的經歷也不全相似，如失聰年齡、教育經歷、溝通手段、家庭關系、經濟基礎等都高度個性化；和健聽人相比，聽力殘疾人更依賴視覺支持，如唇語、表情、手語、圖像等，如果使用口語溝通時能配合視覺支持，溝通效果會更好；每位聽力殘疾人都有不同的溝通方式喜好，不是所有的聽力殘疾人都會唇語，助聽器和人工耳蝸也不是萬能的，聽得見不等于聽得懂；手語翻譯員的水平參差不齊，熟悉聾人文化、恪守翻譯倫理道德的高質量手語翻譯才會受到歡迎，如果具有心理學專業背景，則更加理想；聽力殘疾人圈子很小，需要注意保密和保護隱私，這是建立融洽和信任關系的關鍵一步；聽力殘疾群體經濟水平差異大，一些人可能存在低收入的情況，提供服務支持的時候要注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一些聽力殘疾人可能存在多重殘疾，需要我們從多方面去考慮無障礙支持。

另外，在等待聽力殘疾來訪者之前需要做好一系列準備工作。

1.分析和反思自己是否有聽力殘疾方面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如，是否先入為主地判斷他們的溝通方式、是否談聾色變等。需要把這些放下，以全新的開放心態和思維去接待聽力殘疾來訪者。

2.注意不要無形中傳遞給聽力殘疾來訪者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讓其感到咨詢師作為健聽人，在信息獲取渠道、社會地位、口語發音上擁有優勢和“特權”。

3.做好可能存在溝通障礙的心理準備。

4.做好溝通準備。如，確保溝通環境足夠安靜，準備紙筆、視覺支持圖片或視頻等溝通輔助工具，聘請手語翻譯，準備備用的助聽器或耳蝸的電池。

5.提前咨詢熟悉聽力殘疾和聾人文化的專業人士。

針對目前我國聽力殘疾人面臨的

心理咨詢困難，我們可以做什么？

答：我國有關聽力殘疾人心理咨詢支持的資源相對發達國家而言較為匱乏，但我們可以發起行動來推動和彌補這些空白。心理咨詢專業人士可以鼓勵聽力殘疾人從事心理健康領域的職業，敦促專業協會關注為聽力殘疾人提供專業發展機會。具備多元文化視角和聽力殘疾人社群服務背景的專業人士可以在手語翻譯的協助下，制作心理健康、情緒調節等方面的視頻。專業機構可以面向心理咨詢人士開展更有針對性的手語專業培訓，提供更完善的手語翻譯支持。在聽力殘疾人社群和專業機構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系，為社群提供更多專業服務和支持。為聽力殘疾兒童父母提供更多養育支持和心理支持。推動無障礙診療機構和心理咨詢機構服務標準的建立，開發技術支持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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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殘疾人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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