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幾年對成功學娛樂式的解構，大眾對于這種頗具傳銷洗腦屬性的認知方式愈發警惕。在這個背景下，當“人生教練”（life coach）一詞在去年受到熱捧，這未免讓人感到一絲驚奇。乍一看，這一頗有韻味的詞語仿佛是成功學的又一變種，或是心靈雞湯的“新瓶老酒”。但實際上，這卻并不是本土的新創造。

作為一種職業，“人生教練”興起于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并在西方世界迅速發展壯大，成為一種至今熱門的行業。在一家人生教練機構的宣傳網頁，這份工作被定義為“通過改善被教練者心智模式來發揮其潛能和提升效率的管理技術”，也即是說，人生教練通過自己專業知識，分析咨詢者的境遇，激發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更好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從而提升生活質量與幸福感。

不過，即使在國內，人生教練也并非去年才出現的新鮮概念，中學與大專院校的“生涯指導”“擇校指南”等，已經承擔了相當程度人生教練的功能。并且，盡管各類機構不斷強調自己與傳統心理咨詢的區別，但兩者也存在著諸多交叉點。但之所以能夠在去年得到關注，恐怕與特定的時代環境與社會背景不無關系：用網友的話說，人生教練實際是來治療“精神內耗”的。而與之伴隨著的，它不菲的價格也引起了不小爭議——動輒一小時上千的咨詢費用，讓人直呼自己“不配精神內耗”。那么，人生教練到底管用嗎，值不值得花如此大的價錢，讓別人來“指導”自己的人生呢？

人生教練：首先是行動的監督員

與人生教練相伴的，是名為“人生訓練術”（life Coaching）的指導方法。這種個人自我提升方法已經在西方獲得相當程度的應用，并在本世紀初就引發諸多研究。國外人生訓練術基本已經被證明成功且有效，通過人生訓練術，我們大概能夠知道人生教練到底要為咨詢者提供怎樣的服務。

一篇2003年悉尼大學的高被引論文曾經為人生訓練術建立了一個簡單的模型：訓練者一開始需要建立一個目標，并且拿出一套相應的行動計劃，繼而執行。在執行過程中，你需要有足夠的自我反思能力來監視自己的行為，并且通過個人的洞察能力對近期表現進行評估。繼而，改進不夠理想的表現，保持那些好的表現，不斷循環遞歸，最終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目標，提高自己。

聽起來并沒有什么神秘，甚至在許多我們初高中生提高成績的方法論里，就已經融入這種目標導向型模型：我預期把數學成績提高到130分，我應該如何如何做……但有趣的是，模型中提到了兩種能力，對于整個流程的順利運轉實際至關重要——自我反思力與洞察力。這需要執行者同時作為觀察者，既能身處事中高效執行計劃，又能身在事外深刻理解自己的處境。許多人可能做不到這一點，因此才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就好像不是所有的中學生都能夠自我制定計劃提高成績，他們需要老師的輔導與幫助。

而這，顯然就是人生教練所發揮作用的時候。

電影《羅拉快跑》劇照。

另一篇悉尼大學的高被引論文則研究了具有專業知識的人生教練（professional coach）與彼此督促的同齡伙伴，也就是“業余人生教練”（peer coach）之間的差別。經過對照研究，他們發現經過專業人生教練陪伴后，他們確實更能達到期許的目標，有著更大的進步，并且更加能了解與適應自己的生活環境。不過，在心理的幸福感提升方面，兩個組別并沒有明顯差別。這也就是說，人生教練實際作為一種外部的理性力量介入自己的行動之中，使行為更能夠得到預期反饋。但他無法介入到實際的心靈之中，促使心靈狀態發生變化，抑或發展。可以說，人生教練目前被證實的，更多是可以督促人們行為更高效。

《技術體系》，作者: [加]安德魯·芬伯格，譯者: 上海社會科學院科學技術哲學創新團隊，版本: 燧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8年7月。

這里就不得不提及哲學中所談的“行動悖論”，芬伯格在《技術體系：理性的社會生活》的第一章中，將此作為人類的本體缺陷。這種悖論來自與牛頓力學的對照。我們都知道，當物理層面人們進行一個行為并發出一個力后，會得到一個與之相反的作用力。這種因果反饋在日常生活中卻失效了。在我們發出一個行動后，明明我們必將收獲某種反饋，但這一反饋并不明顯。于是我們會認為自己是自主的（autonomous），獨立于所處的世界。尤其在當下，被稱為“不確定的時代”中，人們更是抱有一種普遍的迷茫與焦慮情緒，與之前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努力必將有收獲”的昂揚自信相比，“不知道明天與意外哪個先會到來”，或許才是面對未來的主流所感。

我們與身處的世界愈加脫軌，在這時，渴望一個外部的、堅實的理性力量介入，提醒我們行動可能發生的影響，以及到底該如何行動，自然也就成為了一種剛需。人生教練似乎就是這一背景中的產物。

不過，“監督員”還不足以形容人生教練工作內容的全部，畢竟，人們能夠采取行動的前提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偏偏，許多人迷茫之處就在于，他們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人生教練在發揮自己監視作用的同時，還要兼具心理咨詢的作用，就好像他們宣稱的，能夠運用專業知識，答疑解惑，讓人們找到自己的答案。問題是，這種外部的理性力量真的比我們自己更了解自己嗎？就好像有網友評論的，人生教練到底是幫我們解了惑，還是說，這只是我們花了高昂的費用，從而產生了“不愿意打水漂”的進步內驅力？換個角度而言，如果將自己完全的人生交付給一種外部的力量，我們似乎喪失了自己的能動性，所謂的“找到答案”，只是在某種戴著答疑面具下的被引導與被蒙騙。到底要不要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給別人，又憑什么會認為別人更能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還是替自己選擇？

私人經驗并不為他人所知，這是一個強烈的誘惑。如果說心理咨詢只是在觀察病人過去的生活軌跡，通過交流與觀察找到導致心理癥結的要點，以此解開心里的“疙瘩”，這尚且符合人們的預期。但是，從言談中提取一個人的性格特質、才能潛力與未來目標，并以之制定符合本人的計劃，這就顯得有些難以理解，也因此很容易和一些“洗腦術”“成功學”聯系在一起。實際上，得知他人的私人經驗并非不可能——根據維特根斯坦的說法，我們雖然無法知道一個人以怎樣的方式感覺到痛（這是私人經驗），但我們確實能知道別人“感到痛”（這是公共經驗）。針對此設計了一個名為“箱子里的甲蟲”的思想實驗：

假設每個人都有一個盒子，里面都裝著名為“甲蟲”的東西。盒子里的東西只有每人自己看得到，并且大家都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甲蟲”。那么，現在大家討論甲蟲，無論甲蟲到底是什么樣子——是蟈蟈、瓢蟲還是天牛，甚至里面是空的——都不影響大家的討論。也就是說，如果“甲蟲”只是用來被指稱盒子里的東西，那么里面到底是什么，實際無關緊要。

甲蟲實驗重在說明一個前提：對于盒子里的東西，我們只能憑借自己的私人經驗來判斷自己看到的是甲蟲，但是，這個東西是不是甲蟲，卻對于公共談論來說無關緊要。也就是說，到底是否存在私人經驗，對于談論來說，是不相關的。我們在討論語言對于對象的指稱時，實際討論的是用法，而非對象本身，只要同處于一個用法系統，我們就能夠共享一些公共的東西。所以，這就為別人能夠了解自己，留下了極大的余地。

電影《羅拉快跑》劇照。

當然，目前為止我們討論的只是“經驗”，而不是“規劃”。了解他人的過往，以及從中形成的人格特質雖然可能，那么代替別人籌劃未來，是否有合理性呢？答案也是有的，它來自于黑格爾。在黑格爾的實踐哲學體系中，主體產生的一系列能動的行為，必須不僅包含主體“故意”為之，而且還要包含主體的“意圖”，也就是對這一行為后果與意義的理解。然而，這一過程并非發生在行動之前，而是發生在行動之后。行動的意義永遠是事后的追溯與指認，而不是對意義先前的籌劃。比如我們常問的李約瑟難題，為什么西方誕生了科技革命而中國沒有？這一問題的陷阱就在于，實際是“西方先發生的科技革命而中國沒發生”這件事發生后，我們才對這一事件的意義進行追問，而不是說，某種先天的歷史進程決定了西方就會發生科技革命。

回溯性成為一件事意義的邏輯順序。而這就必然導致一種行為的結果和意義具有了公共性。畢竟，當我們將目光投向過去，也就實際將一件事放置在了社會關系之中，我們的所有行為一定包含著公共框架下的要求。因此，一個人一系列的行為模式與做事方式，能夠被別人總結，并且以此為依據做出展望，也就在情理之中。在這個意義上，“規劃”實際就是總結。之所以別人能夠幫你引導未來，是因為他們擁有更多的專業知識，和強大的總結能力。

《視差之見》，作者: [斯洛文尼亞]齊澤克，譯者: 季廣茂，版本: 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4年。

但問題也正出在這里。如果我們認為一個人是能動的、自由的，似乎就建立在我們對過往公共經驗的熟悉程度上。能夠在社會秩序的因果鏈中越如魚得水，也就代表一個人越“隨心所欲不逾矩”。而這也是人生教練發揮作用的機制，他們實際成為了社會公共經驗的化身。但齊澤克并不這樣認為。他認為自由并不發生在對經驗理解的層面，而在于選擇層面。在《視差之見》中，他如此描述：

自由的空間并非第一層面的因果鏈中的神奇裂縫，而是我的能力——我能夠回溯性地選擇/決定何種原因將決定我的行為。就其最基本的層面而言，“倫理”代表著承擔這種責任的勇氣。

這也就是說，人的能動性并非體現在多么精確地總結過往的行為模式，而是體現在能夠自由選擇如何鏈接自己的行為與公共經驗的方式上。那么，人生教練在這里就體現了自己的局限。作為公共經驗的化身，代替你行使了自由選擇的權利，將人生引入最符合社會規則與秩序的一條道路上，以此換得迷茫的消除與焦慮的緩解。但這也恰恰表明了，人生所蘊含的由自己決定的其他可能性，也便消除了。這也是人生教練區別于心理咨詢的地方——他不僅指明了過往，還代替你選擇了未來。

與其選擇人生教練，

不如選擇人生訓練

由此來看，人生教練在中國的出現，實際是時代背景下的心理與行動癥候。一方面，我們身處極不確定的時代，面臨自由主體的焦慮，不知道將自己的未來通向何方，于是需要一個替我們做選擇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即使我們希望達到理想中的未來，但行動力上的不足，則又需要我們聘請一名監督員，為我們提供定心丸。到底要不要選擇人生教練？好處當然是，在一個復雜的境遇中，他會給予你不可思議的心安；而代價則是，他讓你失去了自由選擇未來的機會。

當然，選擇人生教練與否本身也是一種自由，就像人們如今越來越多選擇穩定的“一眼望到頭”的工作——一眼望到頭，既是公共經驗因果鏈最簡單的表征，卻也是放棄勇敢選擇未來最直接的表現。如果硬要提出一些建議，不妨說，用“人生訓練術”代替“人生教練”，實際是不錯的折中方案。實際上，它是讓我們做自己的人生教練，從中學習各種方法，既能提高我們對自身的要求，同時讓我們對未來的選擇更富勇氣和底氣。

Life Coaching: A Cognitive-Behavioural Approach英文版書封。

在Michael Neenan 與 Windy Dryden合著的《人生訓練術：一種認知—行為的方法》（Life Coaching: A Cognitive-Behavioural Approach）中，目錄共分為十個章節，前九章分別介紹不同方面的方法，包括“處理麻煩的情緒”“創造問題vs解決問題”“克服拖延癥”“時間管理”“毅力”“面對批評”“自信”“承擔風險與做決定”“理解個人改變的過程”，最后一章則是“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對于普通人來說，能做到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并非易事，而完全做到9個方面，可能有些真正的人生教練也無法做到。但至少，任何一個方面的提高，都讓我們屹立在時代風口，更接近齊澤克所說的那種“選擇未來的勇氣”。

人生教練帶來的復雜感受，似乎與人們對待宗教等具有神秘色彩事物時的態度如出一轍。一方面，人們認為宗教是一種幻象，它成為了一種顛倒的世界，將人們希望在現實中看到的事物投射到天國之中。但另一方面，宗教也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它反映了現實的苦難，同時是現實苦難的抗議。從這個角度，人生教練同樣也是如此的一體兩面，它既是人們在面對當下時代焦慮與迷茫情緒下，希望逃離這種情緒的“未來代理商”，但同時，它也反映了在這個時代人們生活的不堪重負與對平穩、安定的渴望。人生教練的出現無疑折射了時代對每個人的要求，它要求每個人在生活中有著更強大的能力與底氣，而這份底氣的前提，則是對自己的努力“訓練”。

本文參考資料：

1.Grant A M. The impact of life coaching on goal attainment, metacognition and mental health[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3, 31(3): 253-263.

2.Gordon B. Spence & Anthony M. Grant (2007) Professional and peer life coaching and the enhancement of goal striving and well-be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3, 185-194, DOI: 10.1080/17439760701228896

撰文/王楷文

編輯/張婷 王青

校對/薛京寧